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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五月花
摘 要
有地方监管人士指出，银行系AIC能有效解决行业“缺长钱”和“无米下锅”的问题，通过引导金融资本流向科技企业，为技术创新、新产业培育等提供稳定的资本支持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下称“AIC”）加速落地。
12月2日，招商银行全资子公司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招银投资”）在深圳揭牌开业。公开资料显示，招银投资注册资本金为150亿元，招商银行副行长雷财华兼任招银投资董事长。另据《财经》了解，招银投资的四大业务模式包括：收债转股、发股还债、发行资管产品、发行并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此前的11月16日，兴业银行全资子公司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兴银投资”）在福州正式开业。据《财经》了解，中信银行旗下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信银投资”）目前也正全力筹备开业相关工作。
事实上，银行系AIC在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的时间并不短，但在不同时期的定位及参与程度不同。初期，国有银行AIC业务范围是以债转股为目的股权投资，主要为了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伴随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及一系列政策驱动，银行系AIC的业务范围逐步向广阔的股权投资领域延伸。
不久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金融如何更好服务于科技企业、为其发展赋能，备受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系AIC正逐步成为科技金融市场中重要的耐心资本，并有望提升银行在科技金融领域的服务能力。多位AIC高管亦提及，银行系AIC具有资金实力强、获客能力强、风控体系相对完善等优势，且相较银行传统信贷业务而言，股权投资天然高度契合科技型企业周期长、风险高、轻资产的特点。
《财经》注意到，近两年多个地区都在争先与银行系AIC签约并落地相关项目，打造科创高地，集结资金已达数千亿元。此外，目前签约的AIC基金，大多采取银行系AIC加地方国资的模式。
股份行加速入局
继11月21日获批开业后，12月2日，招银投资在深圳正式开业，招商银行副行长雷财华兼任招银投资董事长。
招银投资总裁郑新盈介绍称，招银投资将锚定四大业务定位：新质生产力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的供给者、招商银行综合化经营的重要板块。此外，招银投资将同时具备“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资管机构+投行机构”的四项职能。
“招银投资的五大资金来源将来自注册资本、中国人民银行定向降准资金、同业拆借/同业借款、发行私募资管产品、发行金融债。同时，招银投资的四大业务模式包括：收债转股、发股还债、发行资管产品、发行并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郑新盈表示。
此前，与招银投资同日获批开业的还有中信银行全资子公司信银投资。中信银行此前发布公告称，信银投资已于11月21日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监总局”）正式开业批复。另据《财经》了解，信银投资正全力筹备相关工作，开业在即。更早前的11月16日，兴银投资在福州揭牌成立并举行签约仪式，成为首家成立的股份行AIC。
三家AIC中，招银投资的注册资本金为150亿元，其余两家注册资本金均为100亿元。从注册地来看，三家AIC公司均落地华南地区，其中，兴银投资落地福州，招银投资落地深圳，信银投资落地广州。由于后两者均在广东，因此亦有业内人士将其比作“双子星”。
另据了解，国有大行邮储银行旗下AIC也在筹建中。10月27日，邮储银行发布公告称，获批筹建中邮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至此，六大国有行集齐AIC牌照。
多家银行表示，AIC落子生逢其时，是银行大力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打造综合金融服务的关键一环。
在创投市场，相比政府母基金、VC/PE（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投资主体，银行系AIC目前或并不为大众熟知，但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其是支持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一支实力强劲的新生力量。
建信投资董事长张明合今年6月在接受新华财经采访时曾详细阐述银行系AIC的优势：在资金方面，相较一般股权投资机构，AIC资金来源多元、规模大、长期稳定；在投资方面，AIC借助母行已有的广泛客户基础，能够更早接触优质客户和优质项目，且经过近年来的发展，AIC已初步形成了符合股权投资特点的决策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在投后管理方面，AIC可整合商业银行资源，凭借母行分支机构多的优势，通过属地化经营，向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以招银投资为例，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凭借招行强大的综合化经营平台和多资管牌照优势，招银投资可联动母行的信贷资源、客户网络和其他附属机构，充分发挥长期资本的核心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与招银投资开展联动，招行也能够更深入地介入企业的资本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过程，从传统的债权融资服务商，升级为“债权+股权”的综合金融服务商，对提升招行客户服务能力将是极大促进。
部分AIC还可协同背后集团多元金融资源。如信银投资背靠的中信集团即有金融全牌照优势。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信集团已组建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持续加强“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能力建设，深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联盟在管基金规模超3200亿元，投资孵化企业超1100家。中信银行表示，信银金投的设立为中信系耐心资本再添功能。
千亿资金多地集结
股份行AIC加速入局背后，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及一系列相关政策驱动。
回溯银行系AIC公司发展，2017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率先获批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彼时，这些机构的最初使命主要是从事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帮助企业降杠杆、防风险。
2020年开始，银行系AIC在上海试点“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试点四年后，2024年9月，金监总局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包括北京、广州及深圳在内的18个大中型城市。今年3月，金监总局将AIC股权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18个试点城市所在省份，并支持符合条件的其他商业银行发起设立AIC。
综合北京清科创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同业统计数据，2024年AIC投资活跃度达到历年峰值，全年五家AIC及其附属投资机构共完成156起投资案例，截至当年末，意向签约基金总规模超过3300亿元。今年以来，AIC出资规模继续上升。从资金投向看，普遍聚焦于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
《财经》注意到，去年以来，多个地区都在争先与银行系AIC签约并落地项目。例如2024年10月，试点城市扩容次月，杭州、南京就成为新晋试点城市中较早与五大AIC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城市。
争抢签约是为推动本地产业升级、打造科创高地。有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指出，银行系AIC能有效解决行业“缺长钱”和“无米下锅”的问题，通过引导金融资本流向科技企业，为技术创新、传统产业升级、新产业培育提供稳定的资本支持，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推动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基金落地时间仅用数月。例如借助农银投资在股权投资领域的专业触角，农行青岛分行联合政府、青岛融汇财富集团推动青岛融汇芯科企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落地，该基金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筹组、工商注册、中基协备案及项目实际投出等全流程工作。
不过当前，仅凭AIC单一机构主体难以支撑众多项目推进。据《财经》不完全统计，目前签约的AIC基金，多采取银行系AIC加地方国资的模式。例如今年6月，建信投资与广州产投、南粤基金集团签署基金合伙协议，在广州增城区落地了首只AIC股权投资试点基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于这种模式，一位地方政府母基金人士向《财经》分析称，银行系AIC具有资金协调、投贷联动的优势，地方产投平台则对本地公司治理、展业等情况等更了解，这种协作方式可推动各方形成合力。
市场格局有望重塑
股份行的相继入场，打破了银行系AIC市场仅国有大行参与的格局。伴随后续邮储银行、中信银行旗下AIC开业，这也意味着，银行系AIC已经扩容至六家国有银行以及招行、兴业、中信三家股份制银行，即共九家银行AIC的新格局。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有大行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参与，AIC市场竞争格局即将重塑，未来或形成部分机构专注于特定产业或区域以提升专业化水平的差异化竞争格局。对银行而言，则有望提升在科技金融领域的服务能力。
长期以来，银行以债权融资见长，多以贷款等形式满足企业资金需求。但对多数科创企业来说，银行信贷介入的阶段往往偏后，无法满足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一位专精特新企业创始人曾对《财经》透露，公司2015年成立，前期获得的都是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直至2020年产品成型，才有银行信贷资金进入。
AIC成立后，不少银行都强调把“耐心资本”与银行传统能力打通。一位国有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AIC股权投资不仅是服务科技创新的抓手，更是推动“投贷联动”、优化金融供给结构的关键枢纽。
国际经验显示，投贷联动已是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有效工具，不过各国在制度设计、业务模式等方面还有本质差异。
有业内人士总结，在业务模式上，美国以硅谷银行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控股架构更强调股权与债权的功能分离，通过商业银行与创投子公司之间的协作实现“信贷+股权”联动，操作机制灵活、风险偏好更高。以色列和德国的银行则广泛与创投机构、孵化器或政府平台合作，共同搭建科技金融生态，侧重早期融资与产业培育。
目前，中国AIC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面临一些挑战。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杜阳分析称，一是市场化投资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决策链条较长，市场化激励机制有待优化；二是退出渠道有限，AIC主要依赖IPO或股权转让退出，而并购市场不活跃、回购机制不完善，导致资金回笼周期较长；三是投研能力和风控体系需进一步提升，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企业估值难度大，投后管理要求高，且信用风险、技术风险叠加；四是母行与AIC的协同模式仍在探索，如何平衡银行信贷思维与市场化投资逻辑，实现有效协同和风险隔离仍是关键问题。
为此，杜阳建议，应构建专业化投研团队、建立全流程风控体系、优化AIC的市场化决策机制等。“在公司治理方面，进一步强化与母行的风险隔离机制，确保AIC能够独立、专业运作，避免因母行信贷思维影响投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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